论许宗衡们倒掉与无知

胡长清、成克杰、陈良宇、陈绍堂、许宗衡们前赴后继地倒掉了。很多人把这归咎于他们在道德上的堕落，这诚然不错，他们确实道德败坏，这是他们倒掉的主观原因；有的人把这归咎于制度的漏洞，使他们处于容易腐败堕落的制度环境中。毫无疑问，现有制度存在的若干问题，确实是导致许宗衡们倒掉的外部客观原因。

为此，反腐人士给出了很多建议：一是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包括加强党性教育，如参观反腐展览、“三讲”、“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的学习等，以此提高官员们的思想道德修养。二是加强制度创新，如加强权力制衡、进行财产公示、加强舆论监督等，以此预防官员们的腐败。三是加大惩处力度，如加重刑罚，提高官员腐败成本。这些建议固然都是正确的，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然而，腐败仍然大面积地发生，许宗衡们不断地涌现，这不是因为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薄弱，还有待加强，而是那些能真正发挥预防和惩戒作用的建议从来没有变为现实的法律和制度。

据说，有关官员财产公示的立法动议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但是一直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获得通过；有关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更是从来没有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动议。为什么这样一些实际上有利于保护官员的制度最终不能出台呢？难道许宗衡们不知道这些法律和制度可以保护他们吗？从理论上讲，他们应该知道这些制度是在保护他们，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机会能够获得这些知识，认识这些道理。那么他们为什么明知道这些制度是他们的保护神而不愿意这些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呢？

原因可能有：一是他们觉得他们不会犯错，他们高度相信自己的理智和意志，觉得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能不腐败，所以他们觉得不需要制度的保障和制约。二是他们知道这些制度会妨碍他们攫取大量的非法财产；甚至他们也相信，或者自欺欺人地认为，这些制度漏洞让他们不仅可以攫取大量的财富，而且让他们的贪腐行为隐蔽起来，不会发现；即便他们的贪腐行为被发现了，他们也自信他们可以通过权力、金钱的运作来保护自己，包括在国内裸体当官，让妻子儿女移民，甚至自己最后也移民去国外，以致从“人间蒸发”了；或者哪怕被抓进监狱，但还是可以通过权钱来获得减刑，早日出狱。因此，从理论和实际情况来看，现有制度对他们来说是机会多于危险，所以他们宁愿维护现有制度格局，不愿意从事制度创新，不愿意创建从根本上有利于保护自己权利的制度。

他们这么考虑问题，有道理的。但是那么许宗衡们毕竟倒掉了，那么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

其实，问题很简单，那就是他们的无耻与无知。无耻就不必多说了，而他们的无知在于：

第一，他们不知道人总是会犯错的，一个人无论如何优秀，总是会犯错误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不犯错的人，任何制度设计都应充分考虑到人性的弱点，并以此为基础，做出制度安排，尽量防止人们可能出现的错误。一些曾经很优秀的官员最终成为腐败分子，就证明再优秀的人都可能经不起各种诱惑而堕落为贪官污吏。

第二，他们不知道，不论他是普通公民还是政府高官或者亿万富翁，一旦他被起诉处于犯罪嫌疑人或者罪犯的地位时，他就成为弱者了，这时候金钱也许能帮他们减轻刑罚，但是这样他们以前通过权力攫取的金钱现在又会全部赔进去，回到一无所有的地位，而且更付出了声誉、时间等多方面不可挽回的损失以及机会成本。而曾经让他们攫取资源的权力，在他们成为阶下囚的时候，当然已经丧失掉了，再也不可能为他们提供保护了，更不可能让他们重回权力的峰巅。

第三，他们不知道，对于任何一个弱者，公正的法律才是最好的保护。事实表明，没有公正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在人治的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可能是情绪化的，如某些不应该被判死刑的罪犯可能被判死刑，某些应该享有的权利可能被剥夺，某些不应该的罪名可能强加在他们身上。换句话说，如果有公正的法律保障，当他们处于弱者地位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法律获得救济，以保障自己的权利，他们也不用费尽周折再通过金钱贿赂来寻找权力的保护。

如果他们获得这些知识，知道公正完善的法律不仅在他们大权在握时能使他们免予各种诱惑的煎熬，免予堕落和犯罪，更能在他们失去权力时保护他们免予权力的伤害，那么，当他们拥有权力的时候，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迫不及待地利用制度漏洞去攫取非法财富，而是尽快促进这些法律制度的完善而不是设法阻碍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他们就会通过各种机会来推动体制朝着公平正义方向改革和创新，而不是贪婪地攫取财富，无知又无耻地维护巩固甚至创设有利于自己攫取不合理利益的制度；他们就会主动推动社会朝着民主、法治、宪政的方向改革，而不会阻止这一进程以致问题积重难返，最后引发来自社会底层的革命。

其实，人总会犯错是一个基本常识，而合理合法地获取采取也是基本的道德。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普及这些常识和道德，让社会从一夜暴富和通过权力攫取财富的浮躁与混乱中恢复理性与秩序。